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民族集散地，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并存又交融的文化百花园。季羡林先生曾指出：“世界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1]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不同时期的文化现象都会在语言中积淀，因而语言又是文化的活化石。新疆也是世界上四大语系十几种语言先后存在过的语言富矿区。新疆是世界学术界公认的多元文化展现、交汇、碰撞又交融的最典型的地区。

1 历史上多语种、多文化格局产生的背景

新疆多语种、不同语言间的接触与影响、双语现象的复杂纷繁、参差交错等因素，使得新疆各世居民族的语言乃至方言丰富多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文化并存、多层次交融史实，均在新疆各民族语言、文化、历史中留下烙印，成为历史发展的活见证，文化交融的活化石。汉代西域都护府建立后，汉语作为官方语言正式进入了新疆，形成西域历史上三大语系并存又交融的格局。从此，印欧、汉藏、阿尔泰语系共处一地，互相接纳，互相影响、交流、渗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环境等各方面的因素造成不同民族人口的众寡，导致其所操语言的势力有强有弱，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历史变迁。

几千年来，在漫长的历史中，新疆与中原各王朝在“通”的总趋势下，一直保持着时绝时通，时密时疏的联系。从地理位置上说，新疆境内天山、阿尔泰山和昆仑山从南、北、西三面环绕，形成封闭状态。只有东部没有山脉阻隔，而有广阔的沙碛同中原地区相通，这一地形特点造成了新疆同外界的交往联系的向东倾斜的特点。而印欧语系和阿尔泰语系却基本上处于互补状态：印欧语系势力强大时，阿尔泰语系处于弱势。而阿尔泰语系兴盛时，印欧语系就处于衰落期了。

2 两汉至南北朝——印欧语系的优势

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在西域建立了都护府。这是新疆正式纳入祖国版图的开山之举。从此，汉语作为官方语言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西域的语言生活。

2.1 汉藏语系的进入发展及三大语系的交汇共存

西域都护府建立后，以都护为首的各级官员按规矩走马上任。以前的屯田组织健全了，规模也扩大了。肩负政治外交使命的和亲公主及其大批随从人员，各国的译长及其从事翻译工作的下属，在丝绸之路上常常“相望于道”的使者团成员，“入质于汉”多年，而后回国执政的西域王储及其下属，以及商胡客贩等，使得新疆也有了相对稳定的汉语人群。于是，新疆的汉语不仅仅只出现在官方的书面语上，许多机构、府衙、团体及家庭都成了操汉语人群的集聚地。

那时“楼兰居民上层机构几乎清一色是汉人，下属机构仍以汉人为主”。[2]“这个时期的楼兰城，就好象是内地小城镇一样”。[3]吐鲁番（高昌）若羌（楼兰）一带渐渐成了汉人的最大聚居区。于是新疆除了印欧语系和阿尔泰语系语言外，又进入了一支汉藏语系的语言——汉语。操这3个语系语言的民族基本上各有自己的生活区域。不同民族的交流促进了族际婚姻家庭的出现，政治利益的需要，更是上层人士族际婚姻的生化剂。西域的族际家庭许多是汉族——当地民族组成的。族际婚姻家庭多了，也就扩大了操汉语者的队伍。

新疆纳入祖国版图后，西域都护府代表西汉中央政府管辖西域36国。汉语与西域各国语言的互译及翻译的准确无误成了关系到军国大事的第一要素。使者团要完成使命；都护要布政施令，行使职责，开展正常工作；西域各国与汉中央王朝要经常联系、沟通、汇报。于是，由汉王朝颁发印绶的376个官员中，就出现了最小一级行政长官——专门负责翻译事务的译长。西域各国都配有译长。地处要地的大国如龟兹、莎车、焉耆等设3～4个译长，小国如姑墨（今阿克苏）、尉犁等，设1～2名译长。[4]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成千上万的僧人为了去西方取经，也奔走在丝绸之路上，如曹魏时的朱士行、西晋的竺法护、僧建、后秦的法显、智猛、北魏的惠生、宋云等。仅北魏去西域取经的僧人就有五千之多。[5]都护府建立后，汉王朝与西域各国每年互派使者团，在丝绸之路上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使团应该都有翻译同行。这些翻译都会汉语。另外，“入质于汉”又回国执政的西域各国王储及其随从都是通晓汉语言文化的双语人。都护府建立后，随着政治、经济联系的更加紧密，促成了操汉语者的大批出现，如《汉书·西域传》写到：“驰令走驿，不绝于时，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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