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我国是世界上著名的贫油国，年产仅七万吨。

六十多年前，因为缺油，北京的公交车只能背着煤气包行驶。

然而在1963年，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中国的石油实现自给自足。

短短几年内，新中国从“贫油国”到能够自给自足，实现这一惊人变化，靠的正是广大石油勘探开发工作者们在极其艰苦条件下的不懈努力!

其中一个人的名字，闪烁着无法忽视的光辉。他就是近七十年来，伴随着新中国的油气勘探事业一起成长的著名油气勘探家、石油地质学家--翟光明院士。

翟光明院士

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的翟光明经过数天艰苦的路途到玉门石油局报道，正式成为一名普通的找油人。

虽是专业出身，但到真要将所学投入实践时，翟光明的心里却颇为忐忑。因为当时我国的石油工业并不发达，大学所授的关于石油勘探的专业知识也不多。新中国的石油勘探路，要靠以翟光明为代表的新中国最初一代找油人一步步摸索出来。

参加工作后不久，翟光明主动请缨参加了新中国首次大西北地区石油地质大调查工作，在祁连山、河西走廊、陕北等地进行野外石油地质考察研究。

在四郎庙工作合影(后排右一为翟光明)

当时的新中国，还在刚起步的一穷二白阶段。西北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石油勘探队队员们的生活十分艰苦。

当时队内流传着一句调侃:“远看像是逃难的，近看像是要饭的，仔细一看原来是搞勘探的。”

虽是戏谑，却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石油勘探者们艰难的生活和工作状况。

但当时最让翟光明难受的不是缺少生活物资，而是没有急需的石油勘测基础资料。幸好，地质学家陈贲从美国带回了他们急需的书籍。在大西北的小破屋中，翟光明工作之余，勤学苦读，啃下了这些艰涩的学术著作，为以后的石油勘探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新疆克拉玛依现场观察岩心(左四为翟光明)

在西北工作期间，翟光明不怕苦、不怕累，勤于钻研，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内测井新方法-岩屑百分比录井法、荧光录井法。

在这里，翟光明一待就是七年，他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西北油田，奉献给了祖国的石油勘探事业。

因工作表现突出，1957年2月，翟光明从玉门油田被调回到石油工业部地质勘探司，开启了新的油气勘探征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一穷二白，工业体系百废待兴。为有计划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国家集中力量优先发展以能源、原材料、机械工业等基础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开展实施了“一五”计划，使中国在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新中国成立伊始，石油人就立志甩掉“贫油”的帽子，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建国初期的石油生产形势依旧十分严峻。当时，石油生产的重点集中在我国西部，全国只有玉门老君庙油矿、陕北延长油矿、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和四川等四个小油矿产油，国内石油产品自给率不足40%。在国家轰轰烈烈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 1957年全国石油产量却仅为145万吨，石油工业部是唯一一个没有完成国家计划的工业部门。

在玉门老君庙油田留影(左为翟光明夫人祁冰，右为翟光明)

在当时仅有的石油产量中，还包括天然油和人造油(油页岩经过蒸馏后提炼出的油)，两者产量基本持平，各占半壁江山。为此，是优先发展天然油还是人造油，在当时石油系统内部争论很大，人们议论纷纷，专家各持己见。

中国是不是就像美国人说的是“贫油”国家?石油工业向哪里去，是继续开发西部还是转而探索东部?是坚持勘探天然油还是重点发展人造油?这些问题成为解决石油战略方向的重要问题。

1958年2月13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此时，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开始分管石油工业。

会议文件

会议期间，为深入了解石油勘探形势，邓小平从成都打电话到北京，要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派专人到成都向他汇报四川石油勘探进展，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和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接到通知后立刻飞赴成都，康世恩向邓小平和陈云同志汇报了四川昌隆气矿天然气生产情况、川北江油钻探情况以及川中构造找油情况，何长工汇报了川中岳池地质钻探情况。由于四川总的勘探进展不理想，中央领导对此很不满意，要求回北京后再做一次更加深入细致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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