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具有全局观念和长远目标的语言发展规划与方略，语言文化战略既要处理好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又要处理好语言、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既要从语言本身的发展出发，又要围绕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及国家利益的维护与拓展而展开。[1]经济的全球化为语言文化走向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契机和挑战，世界重要经济体都在对本国的外语教育战略进行着不断的调整，并将其纳入维护国家利益和强化国际竞争能力的战略视野，从国家发展战略及语言文化战略安全的宏观角度，并在新时期国家语言战略框架内加以审视和规划。[2]我国关于国家语言及文化战略安全的研究方兴未艾，一带一路背景下，从国家语言战略与文化安全层面研究多种语言汇聚、多元文化交融的新疆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恰逢其时。

一 国家语言文化安全规划是民族国家的重要战略选择

全球化背景下保护本国的语言文化安全，不断提升本国语言和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重要战略选择事件后，美国政府意识到涉及国家安全的外语语言战略对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作用，美国政府逐步确立了外语政策的国家安全目标，制定了“关键语言”外语政策以维护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基于国家的地理特征、国内语言布局和人口分布情况，根据国家未来的发展战略及区域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需求，澳大利亚政府确定了涵盖中文在内的14种优先发展的关键语言，确保国家语言文化安全。俄罗斯政府坚持外语教学语种多元化政策。《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奠定了欧盟的多元语言文化政策，体现了欧盟国家奉行语言及文化多元统一的外语政策规划。[3]以英语为主体的多元化语言文化战略在保持东盟语言文化多样性、维护东盟民族国家的族群认同进而推动东盟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2005年8月，以“语言与国家”高层论坛会议为标志，中国开始从国家语言文化安全的战略层面规划外语教育教学政策。我国的外语语言教育必须同时服务于外语语言教学和学习目标、中西文化交流和互鉴目标及国家语言文化安全目标。《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制定应对国际事务和突发事件的关键语言政策，建设国家多语言能力人才资源库。旨在增强国家语言实力，提高国民语言能力，构建和谐社会语言生活，树立正确的语言资源观、语言战略观和语言安全观，制定有战略远见的、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外语教育政策。”[4]教育部公布的2018版高中新课程标准除了原有的外语课程新增了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就是落实外语教育政策调整优化的重要举措。外语人才的定义与不同时期的国家战略需求和战略定位密切相关。

2018年9月，教育部高教司召开了公共外语教学改革的重要会议，明确提出公共外语教学必须服务“一带一路”，培养具备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力的高级复合型人才，大学外语教学被纳入“国家战略”。中国正在从“本土型”向“国际型”国家转型，国家外语能力需求从“内需型”向“外向型”转型，倒逼我国外语教育教学政策与规划的顶层设计构建。[5]《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和《实施方案》（2018-2022）提出了构建我国大外语、大文科战略，制定了基于提升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力中国国家外语教育战略，培养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6]大学外语教学进入多语种时代，培养“一精多专”和“一专多能”的高级复合型外语人才。

二 新时期我国外语教育教学在语言安全战略层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外语教育政策规划应该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其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相适应，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世界上具有较强语言文化安全战略意识的国家在国家外语教育规划层面无不表现出强烈的语言文化安全战略自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基于当时的国家战略需求而制定了本国的外语战略规划。美国政府历来重视外语教育的顶层设计。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是美国外语政策制定的首要目标，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是美国外语政策制定的第二个目标。“9·11事件”让美国政府意识到外语能力和对于其他文化如阿拉伯、朝鲜等国家文化了解的欠缺，造成沟通和交流上的障碍和冲突，成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的诱因之一，严重影响并威胁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7]

2007年国家语委就明确提出语言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我国关于国家语言战略研究，特别是对外语言战略的研究相对滞后，国家语言战略研究的专门人才不足，使我国语言及文化安全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如我国当前的外语战略规划与正在形成的新的大国地位和所承担的国际使命担当不适应；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缺乏全球化意识和国际视野，国家对重大语言战略问题关注不够，缺少宏观的政策性研究；国家缺少预防威胁国家语言文化安全的应对策略和预警机制及监控机制；“一带一路”背景下，从国家语言战略与文化安全层面研究多种语言汇聚、多元文化交融的边疆地区外语教育相对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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