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宗教文化等因素，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和“三股”势力进行渗透的地区。面对激烈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人们思想价值观念正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造成了冲击和挑战。只有深入剖析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困境，才能有效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顺利进行，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一 国际不确定风险因素不断增加，造成对主流价值观念的冲击，威胁意识形态安全

（一）世界科学技术的不断变革，带来价值观念的碰撞，冲击主流价值观念

在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变革的深刻背景下，人们的文化观念、价值取向有了更深层次的碰撞和融合，主流价值观念面临巨大挑战。西方世界利用经济和技术比较优势，从心理和认知上造成民众的心理失衡与失落，引起精神上的迷茫，行为上的错乱，甚至造成对西方世界的盲目崇拜。新疆地处我国内陆腹地，因地理环境、历史因素、宗教因素等原因，一直是相对落后的地区。虽然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进步，但是相较而言，暂时存在着差距是不争的事实。外部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与暂时相对落后的局面的反差，必然会投射到文化和理念上，造成传统文化及主流价值观念受到冲击和被边缘化，甚至在不良思潮和分裂势力的迷惑和歪曲下，造成信仰缺失、价值观迷茫、道德沦丧等现象的发生，对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二）国际世界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增加主流价值观念不安定因素，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

国际世界不确定因素增加，带来不安定和不确定性。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虽然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局部地区动荡、保护主义抬头、恐怖主义势力不断扩张等因素，造成了地区局势紧张、大国霸权主义清晰可见、意识形态渗透进一步加剧、极端思想流毒不断传播，使得国际形势的不确定因素进一步增强，人们的思想不断波动变化，价值多元的倾向性不断加强，文化碰撞进一步强化。“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当今世界上，……世界剧变具有双重性:分化重组的各种力量既对话、合作加强，又对抗、竞争加剧;人类既受到各种地区性、全球性挑战和威胁，面临更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1]新疆面临着国际不确定因素影响的同时，也受到地缘政治不稳定因素的影响。新疆地处“丝绸之路”的核心地带，与8 个国家接壤，有7 个跨界民族。特殊的地缘环境和跨界民族问题，在国际不确定因素以及“三股势力”影响下，使得民族宗教问题更加复杂化，促进一些不安定因素的产生，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思想观念冲击本土文化，影响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

经济全球化加速意识形态的输出和渗透。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性的分工和生产要素的合理分配，促进各国经济的交流和发展。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东西方价值观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和冲突，西方国家也借助于经济全球化对人民灌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2]。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全球化也在撕裂和边缘化本土文化，弱化主流价值观念。新疆部分群众出现了信仰缺失、价值观迷茫的现象，进而转向宗教去寻找慰藉，从而弱化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同。经济全球化还使跨界民族的问题进一步凸显。“跨界民族所在区域具有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但是又面临着反渗透、反分裂的严峻挑战，跨界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存在各种地缘政治和经济安全隐患，为了消除安全隐患，加强边境和平安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跨界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需要基于地缘安全视野审视和推动。”[3]

二 国内多重因素的交织弱化和冲击主流价值观，不断影响着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我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各个方面都在进行深刻而深远的改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改革的过程中，思想意识出现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不断冲击主流价值观念，影响着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一）新疆与内地经济上存在的客观差距造成对比心理落差，消解社会共识

横向对比差距，造成心理落差，弱化共识基础。历史上新疆一直是一个落后地区，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重视新疆的发展，通过各种支持和扶植，新疆经济有了长足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在未改革开放之前，新疆与内地的这种差距因为计划经济的因素，这种对比差异带来的影响性相对较小，但随着市场经济主导因素发生变化，价值薄弱的经济发展基础，使得新疆与内地的经济差异性的问题凸显。现实对比的差异性助长了心理落差，影响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同。“当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民族利益实现情况的差别，并表现为少数民族的整体相对滞后时，经济发展指标所反映的就不单单是经济问题，而是被涂上民族关系的政治色彩，成为诉求民族正当利益的依据”。[4]这种经济上对比落差，会直接反映文化和价值观念上，消解共识基础，影响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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